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近年來很多熱門文藝作品的主創都比較年輕：《永不消逝的電波》《沙灣往事》《只此青綠》等舞劇的導演是80后，演員基本是90后、00后；電影《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電影開拍時，其導演也才30多歲。在這些作品中，老一輩文藝工作者退居幕后，以顧問、藝術指導之名甘當“綠葉”。
這是一個拔犀擢象，也兼具代際合作的現象。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憑借嶄新的視角與充沛的激情勇挑大梁；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則以他們的深厚功底與豐富經驗，在關鍵環節俯身托舉、保駕護航：老中青藝術家各展所長、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一部部優秀之作。
不必諱言，這樣的圖景在過去并不常見。很長一段時間里，在文藝資源的分配過程中，我們往往更優先地向已有權威地位與廣泛聲名的文藝工作者傾斜，比如策劃一臺重大的文藝晚會、拍攝一部主旋律題材的電影，或者參與權威文學雜志的一次主題征稿……哪怕是才華橫溢的年輕文藝工作者也可能因為“年輕”而被排除在外，這就是一種“論資排輩”。
“論資排輩”源于我們的社會對資歷與經驗的崇尚。“經驗”被等同于可靠性與成熟度，“名氣”被視為已被檢驗的價值標志。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因長期實踐累積了可見的成果與社會認可，他們熟悉既有規范，技藝純熟，風格穩定，雖然不見得出彩，但基本也不會出錯，是一種保守但也穩妥的選擇。此外，“論資排輩”背后，也有人情與圈層因素的影響，組織者與有經驗的老一輩文藝工作者多有長期合作形成的信任關系，優先將機會給予“老朋友”，省去了陌生合作的溝通成本。
與之相對，我們對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往往懷抱過分謹慎甚至懷疑的態度。年輕往往與“未完成”“未成熟”相綁定，他們創作中的探索性、實驗性乃至批判性，容易被視為一種不確定性，甚至是一種風險。不少組織者出于“不出錯”或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尤其不敢把一些“重大任務”但也是重要機會，分配給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
林林總總原因造成的“論資排輩”，給文藝界帶來的后果就是——不出錯，但也不出彩。這背后是某種規律在起作用。
從創作規律來看，人類創造力最為活躍的時期往往出現在青年階段。在科研領域有過研究，科學創造的最佳年齡區間介于25歲至40歲，峰值年齡約為37歲。這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文藝創作領域。隨著年齡的增長，個體的思維模式容易逐漸形成固定范式，對新事物的感知敏感度與突破既有認知框架的意愿都會減弱，創造力不斷衰減。雖然也有“大器晚成”的案例，但就多數情況來看，文藝領域的從業者如作家、導演，職業生涯晚期作品所具備的創新性、思想沖擊力與情感鮮活度，往往難以與年輕時的巔峰之作相比，雖然晚年的作品在技藝上更趨純熟。
而年輕文藝工作者對生活的觀察尚未被固化的經驗框架束縛，對情感的捕捉更直接、更熱烈，對創新的追求更大膽、更生猛，他們敢于打破既定范式，催生出具有沖擊力的作品。
大量事實表明，青壯年確是創造力迸發的黃金階段。譬如巴金27歲完成《家》，曹禺23歲寫出《雷雨》，王蒙19歲創作《青春萬歲》，莫言31歲推出《紅高粱家族》……當代文藝創作領域同樣印證著這一規律，80后導演餃子執導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鬧海》，重構經典神話形象，讓傳統題材煥發出符合當代審美的活力，創下多項中國電影紀錄；1986年出生的申奧導演，今年暑期推出爆款影片《南京照相館》，以獨特的照相館視角重構歷史敘事，展現出新一代導演對沉重題材的藝術駕馭力。
文藝界只有持續吸納新血、容納異質、激勵創造，才會有活力。回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正是《收獲》《鐘山》等文學刊物，打破傳統文壇的圈層壁壘，以極大的包容度向馬原、格非、孫甘露、蘇童、余華等一批充滿實驗精神、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青年寫作者敞開大門，才誕生出一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先鋒小說，鑄就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極具活力與創造力的黃金時期。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文藝資源的分配中，我們應該打破“論資排輩”的固化桎梏。不過，強調年輕時期是創作黃金期，絕非意味著否定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價值，更不是要將其推向邊緣化——經驗的積淀非一日之功，也是難以取代的。我們不能由“論資排輩”的極端走向“貴壯賤老”的極端，為了追求所謂的“年輕化”而倉促更替、割裂傳承。
我們要建立起一個更加開放、公平、包容的機制，不將資歷深淺、名氣大小作為文藝資源分配的“隱形標準”，而是平等競爭、能者居之；與此同時，在一些需要集體創作的文藝項目中，我們也應該從“論資排輩”走向“代際合作”。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傳幫帶”，畢竟這一模式往往過于強調老一輩的主導地位。當代集體文藝工作更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代際合作”，它的核心特點是賦予年輕創作者更多話語權，特別是敢于給予他們在決策層面與執行層面的主導地位，既鼓勵年輕文藝工作者大膽表達、勇于突破，也尊重老一輩的經驗與智慧，讓創新與經驗相互滋養、相輔相成，共同推動我們的文藝事業邁向新的高峰。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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