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開拓創新在經濟建設中決定發展速度、效能、可持續性。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杰出的農民運動領袖方志敏，領導閩浙贛革命根據地黨和人民，經濟上開展了一系列“具有獨創性、開拓性、自立性、靈活性”的第一等工作，使根據地到處呈現活躍躍的創造。閩浙贛根據地被毛澤東稱之為“方志敏式根據地”，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授予“蘇維埃模范省”稱號。方志敏的開拓創新精神和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經濟上創新創造的“范”和“式”，對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發展新質生產力，構建新發展格局，進一步全面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開創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啟示。
一、蘇區國民經濟在黨和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工作計劃之下動員起來
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基本要求，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20-30年代，方志敏就領導閩浙贛革命根據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將軍事的動員和地方群眾在經濟上的要求相結合，立柱架梁，計劃部署，拓展了農耕時代，由黨和蘇維埃政府主導的有計劃有秩序的紅色經濟發展新局面，它區別于原始文明、工業文明。
首先，在蘇區建立構建公有制，體現人民主體地位。土地革命中，領導根據地人民實施“耕者有其田”和“誰種誰收”土地政策，形成了土地和財富歸農民和工農蘇維埃政府所有的蘇區經濟制度與分配制度。同時，以政府的力量直接開辦兵工廠、被服廠、紙廠、鍋爐廠、紡織廠，建立由政府和群眾籌集資金投資入股的生產合作社、耕牛合作社、?耙合作社、貯糧合作社、消費合作社、貧民銀行（后改為蘇維埃銀行）等各類具有集體性質的股份所有制合作社，基本形成了以蘇維埃政府所有、合作社經濟為主體的公有制結構格局，構建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雛形。并利用公有制經濟建立與發展，對農民進行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初步彰顯。
其次，強化蘇維埃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創新經濟管理以牽引經濟發展。蘇維埃政府設立了各種經濟部門，加強計劃調節。土地部，實施土地政策，統一土地分配；財政部，統一財政收支，管理資財征集，金融流通，勞動部、內務部主導貯社和銀行招股等。由黨和蘇維埃政府主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使用政府的公權，以行政手段、經濟手段干預經濟，規避資本主義私有制帶來的生產無政府狀況的制度性弊病，加強蘇維埃政府對經濟組織與經濟運行的有效監督與規范管理，發揮黨和政府在蘇區經濟計劃調節作用，使人、財、物各經濟要素，產、供、銷各經濟環節合理流動，控制了蘇區的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等事業。與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市場蕭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體現了黨統一組織管理，集中力量辦了大事的優越性。
方志敏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略述》一文中回憶閩浙贛“蘇維埃模范省的榮譽”時，指出“蘇維埃政府是最得到群眾的擁擠和愛戴的強有力的政府”“它能不用一點威力和強迫，領導群眾向敵人斗爭，作各種建設事業”。在經濟斗爭與經濟建設，創新經濟組織形式和經濟管理方式，經濟領域各項事業獲得全面進步。
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不斷得到鍛造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與時俱進，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實事求是，敢闖敢干，既不因循守舊，也不簡單照搬照抄，推進制度的現代化，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鮮明的方向性、制度的獨創性和體系的全面性，掌握經濟社會治理中的歷史主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彰顯黨領導下的制度現代化的國際競爭中的優勢，提升了國家軟實力。
二、反對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和富農，將靈活的經濟策略與思想政治工作有機結合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贛東北富有鮮明特色，區別于其他蘇區的經濟政策，就是在土地革命中執行不從肉體上消滅地主與富農的方針。怎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業生產力極端落后的條件下，將廣大農民從地主、豪紳階級的地租、高利貨盤剝下解放出來，方志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贛東北實際相結合，領導廣大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實現“耕者有其田”，變革生產關系，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經濟，解決貧苦農民生存問題。同時，為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在領導廣大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等經濟斗爭時，將政策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結合，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對剝削階級實行專政，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與財產，對兼有封建地主或高利貸的富農多余土地也要沒收，完全消滅封建土地的奴役關系；另一方面，在土地分配中，以村為單位，按人口和勞動力標準，混合平均分配。方志敏領導根據地的創新之舉就在于土地分配實踐中對地主與富家的政策：只要地主本人愿意耕種，也與貧農、雇農、中農一樣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富農只要將超過標準的那部分土地拿出來，各留好田壞田一部分就行。這樣分配方法照顧到地主、富農生活出路，使他們有安身立命之本，不是從肉體上徹底消滅剝削階級，致地主、富農于死地。正因如此，革命后，地主與富農一般沒必要外逃，在國民黨對根據地進行瘋狂反革命“圍剿”時，也很少有地主還鄉團出現。
歷史證明，方志敏創造性地實行給地主、富農生活出路的這一創新舉措，不僅削弱了敵人力量，團結了農村中的絕大多數，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有利于鞏固和擴大紅色政權，同時，通過經濟的辦法，使地主、富農在勞動中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發揮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這一政策雖然被“左”傾錯誤斥為富農路線，卻體現了方志敏將革命性與創造性的統一精神，成為將經濟工作與思想政治工作、階級斗爭與人文關懷有機結合典范，本質上是符合黨團結大多數統一戰線路線的。“也為中國革命提供了關于對待反動階級要從思想上教育、政治上瓦解、生活上給出路的新鮮經驗”。
三、創新體制機制保障赤色貿易和商品經濟發展，提升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鮮明特征和強勁動力力，如何更好發揮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方志敏領導的根據地在經濟建設中最具典型，被群眾稱之為“神仙想出來的辦法”的創新舉措——建立對外貿易處，實行赤色貿易，發展商品經濟。
戰爭環境下，如何打破處于國民黨軍事“圍剿”與經濟封鎖的被動局面？如何在落后的農村發展經濟，滿足軍隊給養，解決廣大貧苦農民的生活、生產困難？當時“無現成模式所仿效，無外來支援所仰賴”，唯有“艱苦奮斗，自強自立”。方志敏遵循價值規律，突破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允許自由貿易，發展商品經濟，建立對外貿易處，以體制機制保障赤色貿易，推動蘇區經濟的發展。
一是方志敏解放思想，采取積極主開放態度，發展商品經濟，打破封鎖開創新局。為了打破蘇區與白區資源空間格局差異，破除資源流通障礙，依托蘇區糧食等農副產品特色優勢，將經濟戰線拉到外線。1929年，根據地實行“保護貿易自由，準許外商經商”的政策，恢復赤白區邊界群眾趕集貿易和一些中小商人開門復業，推動蘇白貿易自由化、便利化，達到白區與蘇區商品調劑余缺，雙向互濟，各要素自由向蘇區流動和聚集，從而解決當時根據地最迫切的醫藥、食鹽等工業品的奇缺，使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不攻算自破。同時，由于方志敏領導的蘇維埃政府規定主要是以根據地谷物換白區貨物，農民的谷價等土特產較原來更高一些，農民獲利更多，群眾生產的積極性、創造性極大提高，蘇區發展的內生動力與可靠性增強了，革命根據地創造了更多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培育了蘇區產品參與市場對白區產品的競爭新優勢，增強對白區商人的吸引力，“活躍躍的創造”成為整個蘇區走向“日新月異”的繁榮發展推動力。
二是方志敏敢為人先，以體制機制保障赤色貿易發展，牽引經濟發展。隨著赤白區邊界蘇區的農副產品與白區日用工業品的交換日益頻繁，為持續推動蘇白區市場有效暢通和規模拓展，1931年8月，蘇維埃政府設立對外貿易處，專職蘇區與白區的商業貿易監督管理，專門派出采辦人員到白區采購，靈活地開展統戰工作，廣交景德鎮、鉛山、福建、浙江商貿朋友，方志敏曾親自與河口鎮朱大昌商號老板、商會會長朱光明等交朋友，宣傳共產黨的工商政策，打消商人顧慮，發行貿易證，鼓勵在白區經營好的大商人組織白區商人常來蘇區開辟市場做生意，與他們訂立合同，做好計劃，統一負責物資購銷，以貨換貨，等價交換，組織蘇區糧、油、棉、木、竹、茶、紙等貨源的出口和食鹽、布匹、煤油、白糖、西藥、軍用物資的進口，實施“賣出去”和“買進來”。為了解除白區商人顧慮，對前來蘇區經商的白區商人施以優惠政策，到對外貿易處購買蘇區土特產，并且享有優先選購權，發行專門的兌換券，保護白區商人利益。為此，還設立收購站，建立貿易集結點，開辟蘇區、白區的赤色貿易線，當時比較好的赤色貿易線路主要有德興到開化，玉山到常山，婺源到屯溪等。后在信河、樂河航道上建立船舶檢查局，開展水上貿易。毛澤東贊揚“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并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現在是異常需要的了。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
方志敏領導的蘇維埃政府的創新發展商品經濟和對外貿易，彰顯了黨和政府利用蘇白區不同資源，拓展蘇白區兩個市場的能力，實現了進可攻，退可守，對穩固根據地軍心、民心起了極大的作用，甚至還利用赤白貿易開展白區秘密工作，為擴紅擴蘇做準備。
改革開放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體制機制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化以“一帶一路”推動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各類生產要素在雙循環市場中創新性配置、內循環高效聚集，進行了全面的部署，
四、創新財源渠道，建立獨立的紅色區域財政金融
方志敏是“紅色經濟與財政政策的開拓者”，他說“能做好財政工作就能保證戰斗勝利”，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一文中回憶：“解決被敵人嚴密封鎖的經濟問題；為解決經過八九年戰爭的財政問題、還解決其他許多重大問題，都不是照抄前例的，而是用前所未有特創的新辦法去解決”。閩浙贛根據地紅色經濟的典型就是方志敏銳意進取，經濟上大膽的探索，開創了財政金融工作的新局面。
一是創新稅收渠道，廣開財源。方志敏抓住1930年紅軍與蘇區大勝利的機遇，推進根據地波浪式向前發展，善于創新，開拓財源渠道。“過去財政的來源是靠紅軍去打，沒收反動派財產及捕捉土劣籌款。現在轉到從蘇維埃經濟的發展及整頓稅收來發掘財源”，即蘇區商人必須繳納累進所得稅、對外貿易處征收白區商人的出口稅，在流經蘇區白區的樂河、信河上建立了船舶檢查局對過往船只的貨物征收過境稅、農民依照收成等征收累進稅或免稅。蘇區稅源由根據地建設初期單一的打土豪戰爭繳獲轉變為商業貿易稅、出口稅工業企業的營業稅、土地稅等稅收征收，征收方式由軍事斗爭為主轉變為采用主要發展經濟的經濟手段來多渠道充裕財政。1933年，僅船舶檢查局以貨物進出口產生利潤每月可收上萬元。方志敏以創新促發展，表現出蘇維埃驚人的創造力量，反映了方志敏超人的農村治理的智慧。毛澤東充分肯定方志敏在贛東北財政工作的創新創造，他說：“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明顯的效驗已在閩浙贛邊區表現出來，在中央區已經開始表現出來了”。
二是發行紅票（紙幣）、紅色股票與兌換券等，開創金融事業。發行紅票的是紅色經濟中的重要創新之舉，關系到紅色經濟持續發展和根據地穩定。為了實行戰爭經濟動員，1930年10月，方志敏主持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最早銀行之一——贛東北特區貧民銀行，銀行通過民間招股籌集資金實行股份制，這是人民自己的銀行，根據地金融事業就此發端。1931年5月，方志敏領導的蘇維埃銀行發行紙幣——紅票，開展收儲資金、發放貸款、實行低利借貨，打擊和消滅高利貨盤削，發行紅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根據地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經濟上，統一蘇區流通貨幣，發揮紅票在商品經濟交換發揮貨幣職能，有助于蘇區經濟有序運行，實行財政金融獨立性；政治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中經濟的獨立性；軍事上，便于軍隊戰需品籌集與資源供應：社會層面，統一貨幣，方便群眾生活，提高了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保護了蘇區人民與白區商人利益。1933年9月，改建后省蘇維埃銀行，為了擴大銀行資金，穩定紅票幣值，鞏固蘇維埃政權，發行了全國紅色區域的第一支紅色股票，紅色股票不僅拓展了蘇維埃銀行資金來源，有利于資金融通，蘇區廣大股民通過股票還可以享有股票的分紅，獲紅利股息分紅，增加收入。除此之外，為了方便白區商人交易，蘇維埃銀行還專門印制了與紅票幣值相等，功能相似的50元、100元兌換券，白區商人可根據需要，用兌換券任意購買蘇區的貨物，結算如有剩余，可到蘇區銀行兌換銀圓帶回白區，從而使白區商人的利益得到保護。方志敏對蘇區戰時財政金融政策的探索，積累的豐富經驗，許多做法受到中華蘇維埃執委會主義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后來在中央蘇區推廣，也為新時代我國經濟應對外部沖擊，降低金融風險，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去美元化，有重要的啟示。
方志敏在閩浙贛蘇區經濟上突破與建樹，不僅在當時“與國民黨區域中的經濟總崩潰，毫無一點辦法的狀況，比較起來，真可使他們汗顏！”在以中國式現代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傳承與弘揚方志敏創新精神，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破解新的難題，化解新的風險提供了借鑒。
作者：上饒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胡水華，上饒師范學院方志敏干部學院 江琛
【基金項目】江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一般項目“方志敏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實踐探索研究”（編號21SKJ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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