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幾何時，那部歐盟制定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一度被捧得很高——甚至被視為“黃金標準”“布魯塞爾效應”等等，引得各國競相“抄作業”。怎料想，風水輪轉，十年不到，如今GDPR竟被一些觀點指為歐洲互聯網產業萎靡的“罪魁禍首”。
的確，歐洲在全球科技版圖上，確實有點跟不上趟了。中美都有各自的互聯網大廠，而偏偏歐洲，能拿得出手的互聯網公司著實不多，能排到頭部的，更是一個都沒有。于是，吹捧GDPR的聲音，慢慢被怪罪GDPR的聲音壓倒：“瞧瞧！都怪GDPR！縛住了企業手腳，還談什么創新？”
有趣的是，學問家常犯一個通病：容易高估自家屠龍術的威力。法學也不例外。總覺得自家的壇壇罐罐，對這復雜世界的運轉有著決定性影響。于是，一部法律的出臺或廢止，便被渲染得如同開天辟地或洪水滔天一般。殊不知，互聯網產業運行盤根錯節，哪里是一部法典就能輕易左右？ 將歐洲互聯網產業發展遲滯，盡數歸罪于GDPR，恐怕也是犯了這種職業病。
當然，批評GDPR扼殺創新，倒也并非全是空穴來風。確有不少研究和評論指出，GDPR的條條框框，正給歐洲的互聯網產業帶來實實在在的困擾。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等前沿領域，數據獲取和訓練簡直成了一場噩夢。AI開發和訓練如同嗷嗷待哺的巨獸，依賴海量數據喂養，而GDPR的“目的限制”“數據最小化”原則，以及那讓工程師頭疼的“被遺忘權”，無疑給數據獲取和算法迭代戴上了沉重的鐐銬。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微觀層面的創新阻力，似乎正匯聚成對歐洲整體經濟競爭力的宏觀拷問。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受托撰寫的報告，便直指歐洲復雜的監管環境（點名GDPR）妨礙創新，使其難以跟上中美步伐。投資數據似乎也在佐證這種擔憂。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等機構的研究顯示，GDPR生效后，流向歐盟科技行業的風險投資，無論交易數量還是總額，均出現顯著下滑，尤其是投向初創企業的資金。
這些監管壓力也傳導至企業運營層面。研究表明，GDPR實施后，歐洲用戶的網站瀏覽量與在線收入有所下降。并且，高昂的合規成本對中小企業的沖擊遠大于科技巨頭。頗具諷刺意味的是，GDPR抬高了合規門檻，反而無意中為谷歌、Meta等已掌握大量數據和雄厚資金的巨頭，挖掘了一條對抗新競爭者的“護城河”，與立法初衷南轅北轍。
然而，即便這些批評不無道理，就此斷言GDPR是歐洲互聯網產業衰落的“元兇”，恐怕仍是過于輕率。硬幣總有另一面。因此，產業監管和鼓勵創新之間并非二元對立，寄希望于立一部法就能帶動整個產業發展，就如同以為推翻一部法就能解放產業一樣，都不切實際。畢竟，GDPR出臺之前，歐洲互聯網產業也從不曾獨霸一方，而GDPR即非萬能藥，卻也非洪水猛獸。
如果GDPR不是主兇，那歐洲互聯網產業究竟“病”在何處呢？曾經造出“布魯塞爾效應”一詞、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安努·布拉德福德，在其研究中便指出了幾處結構性沉疴。
其一，市場“散”。美國坐擁一個語言、法律、文化相對統一的巨大本土市場。歐洲呢？二十多種官方語言，文化習俗各異，再加上各國五花八門的法律法規，使得所謂的單一市場難以真正落地。一家初創公司想從柏林殺到羅馬，不啻于企業出海。這就讓歐洲的科技苗子先天發育不良。有趣的是，如GDPR、AI Act這類歐盟法規，本意恰恰是想用“一把尺子”取代“二十七把尺子”，是在彌合而非制造分裂。當然，和很多一體化監管政策一樣，本意往往是好的，本本上的法律也可以寫得很漂亮，但是落到實操，就可能在各地出現立法者意想不到的動作變形。
其二，資本“淺”。硅谷的傳說，是用風險投資寫就的。美國的大學捐贈基金、養老基金，源源不斷地為風險投資輸血。歐洲傳統上更依賴銀行貸款。歐洲的資本市場不僅“池子淺”，還被各種規矩捆住了手腳（養老基金投資限制多）。歐洲的一些初創企業好不容易熬過“天使輪”融資，卻常在急需持續資金輸血的B輪、C輪，發現糧草斷了。在互聯網產業這樣一個燒錢領域，缺了資本投入，恐怕很難搞出像樣的創新。
其三，文化“怯”。相比硅谷“失敗是成功之母”的文化，以及美國破產法對創業者的“兜底”機制，歐洲文化相對更為保守，對破產也更為苛刻，對商業上“栽跟頭”持強烈的負面態度，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家的冒險精神。
其四，人才“疏”。美國是移民國家，其科技活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湖四海人才的匯聚。而歐洲對外來高科技人才缺乏足夠的吸引力，藍卡計劃步履維艱，就連本土培養的尖子，也一個個奔赴大西洋彼岸，上演著“楚才晉用”的現代版。
這四個病灶，難道不比一部法律的條條框框，更能解釋歐洲科技今日之困局嗎？歐洲若想在未來的全球科技棋局中扳回一城，與其對著GDPR捶胸頓足，不如老老實實地去疏通那些梗阻的經絡。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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