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日起，北京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420元上調至2540元；湖南月最低工資標準按2200元、2000元、1800元三檔執行。此前，上海、廣西、福建等地已完成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
每年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其與經濟增長、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相適應，是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促進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和收入分配結構優化的重要舉措。這一政策，體現社會公平正義，也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動力。
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能直接改善低收入群體生活。每月增加的錢雖然不多，但對低收入家庭仍有現實意義。它可能意味著孩子能多件玩具，或家里能多買點好吃的食物。最低工資也是失業保險金、病假工資等其他一系列待遇的基準線、參照線。參照線高了，與其掛鉤的相應薪酬，也會隨之提高。
最低工資在我國薪酬體系中主要發揮托底作用，但上調后的受益群體遠不止低收入勞動者。比如，銷售員、中介人員等采用“低底薪+高提成”模式發放工資的勞動者，業績不佳時待遇會因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而改善。去年2月，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被納入最低工資保障范圍。最低工資標準的提升，能增強這些勞動者的歸屬感和安全感。
從宏觀角度來看，大力提振消費，增強消費意愿，必須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重要舉措。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高收入群體往往更高，可直接拉動小飯館、小超市等個體戶和小微企業的生意，有助于形成“工資提升—消費增加—經濟增長—工資進一步提升”的良性循環。
工資標準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近年來，一些相對發達地區，堅持逐年適度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在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吸引了更多務工人口流入，為城市持續發展和產業升級提供了有力支撐。工資上調不僅能激發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也可以倒逼企業提升管理水平、加強技術改造，在轉型升級中實現更大發展。
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是漲工資還是惠民生，都應量力而行。各地在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時，需要充分考慮自身的發展水平和企業的承受能力。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小微企業來說，工資成本的增加可能會導致經營壓力上升。因此，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需要綜合考量多方因素，在勞動者權益保障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讓企業在合理的負擔范圍內為勞動者提供更好的報酬。
從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繼續上調，到居民醫保人均財政補助標準持續提升，再到實施農村低收入人口開發式幫扶提能增收行動……今年以來，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網繼續織密扎牢，讓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社會政策持續優化、不斷出新，更好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將照亮奮斗者的前行之路，也必將有力推動經濟回升向好。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潘冬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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