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四川，總要談起關于它“少不入蜀，老不離川”的箴言，江湖中盛傳著蜀地的安逸，它在大家的認知中也多是偏安一隅、歲月靜好的存在。然而在歷史中，無數次中原喪亂流離時，四川都承擔著延續文明、延續文化的重任。
安史之亂以后，杜甫筆下玄宗“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皇帝和詩人去向蜀地，社會長期穩定、民眾的宗教覺悟和宗教熱忱都較高的川渝地區自然也成了高僧名流和信眾們的烏托邦。川渝石窟寺也因而在中唐以后北方一片蕭瑟時異軍突起并長足發展。發軔于魏晉南北朝，中唐以后一度鼎盛，至兩宋風頭不減的川渝石窟自南宋以后才由盛轉衰。然而川渝地區恰逢中華民族歷史中最繁華與最風雅的時代，也在中國石窟寺開鑿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通高71米，是中國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樂山大佛即開鑿于唐代
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四川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共有兩千余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1處，均位居全國第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12處。四川省轄區面積居全國第五，且處于第一級階梯和第二級階梯過渡地帶，地理環境復雜。總的來說四川石窟寺數量多，分布廣，且多位于崇山峻嶺之間，需要翻山越嶺，人工開路，有些地區封山育林，無法進入調查。另外四川省行政區劃調整多地撤鄉并鎮，且三普數據的GPS定位不準，導致部分石窟寺尋找困難，有些甚至要花一天時間在當地向導的帶領下尋遍兩座山才能找到，給實地調查帶來了巨大困難。
調查現場
四川在2020年9月接到通知，四川省文物局派遣考古處處長賀曉東、文物保護處潘文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姚軍研究員、王婷副研究員和肖慶等前往重慶大足參加石窟寺專項調查培訓。之后成立了“四川省石窟寺保護狀況專項調查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由省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濮新擔任，成員由省局相關處室、局屬有關單位領導同志、省內相關高校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組成。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為專項調查牽頭單位，協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華師范大學以及各地市文物行政部門具體開展調查工作，鼓勵高校師生參加調查工作。并成立省級專家組負責調查中的技術指導、咨詢等工作。
2020年10月編制了“四川省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實施方案”、“石窟寺調查經費預算”等文件，成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華師范大學五個調查組；11月初舉辦全省石窟寺專項調查培訓班，下發“實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統一標準、統一質量要求。11月中旬五個調查組在收集、整理已有資料的基礎上全面鋪開全省石窟寺調查工作。
截至2021年3月7日，總計完成2000余處石窟寺的前期室內資料整理，實地調查2125處，其中復查2004處，新發現石窟寺121處，目前已完成全省16個市州的實地調查，剩余5個市州中的部分區縣未完成調查工作。
高校師生擔綱調查工作
四川的石窟寺調查工作中分成五個調查組，而每一組又會分成多個調查小組，其四川的石窟寺調查工作中，高校承擔了許多調查的任務，高校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院的老師和學生們行走在一線，得到了珍貴的田野調查的機會同時也付出了諸多辛苦。
2020年11月26日，西華師范大學石窟調查組調查閬中大佛寺摩崖造像。
西華師范大學石窟調查組下分四個小組，接近兩個月的時間里，第一小組——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開始對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閬中市、南部縣和廣安市鄰水縣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進行了調查。調查過程也使用照相機記錄了這四個區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獨特魅力。
小組介紹，南充和廣安的石窟造像點分布分散，盡管有石窟寺調查APP導航，但是以前的石窟定位不準確，給尋找石窟寺的位置增加了難度，最終，第一組不僅完成了組長安排的石窟點復查任務，還新發現石窟點近10處，為四川地區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增添了新的內容。
閬中牛王洞摩崖
閬中玉皇樓摩崖造像
閬中思依鎮東門埡摩崖石刻
由于經費原因，調查組的設備只有照相機、測距儀、定位儀和卷尺等簡單的工具，沒有無人機等先進設備，對大多數分布在懸崖峭壁上的石窟，只能利用照相機仰拍，為了獲取更加精確的資料，調查組成員不懼懸崖峭壁，在確保自身安全的情況下，盡可能準確地對造像進行拍照和測繪。
閬中石室觀石刻
閬中石室觀石刻
調查組測量鄰水縣睏佛巖臥佛
第二小組去到了南充蓬安縣、儀隴縣。蓬安縣原共48處，新發現4處，消失2處，斷道無法到達1處，其余造像點全部調查完畢。儀隴縣原共57處，新發現1處，消失8處，斷道無法到達4處，其余造像點全部調查完畢。小組介紹，儀隴保全洞摩崖造像是探訪時最艱辛的造像點之一，位于靠近山頂的崖壁之上。山路幾乎被雜草與樹枝所遮蔽，調查時又剛剛下過小雨，路面十分濕滑，終于接近了造像點時，洞口又為垂直的墻體所擋，翻越此墻體實是花費了一番功夫。
調查儀隴天平洞摩崖造像
西充 王大山摩崖造像
西充洞天鋪摩崖造像
“高坪、武勝調查組”介紹，他們去到的白云洞摩崖造像位于海拔776.8米的崖壁之上，崖體周圍植被茂盛，使原本就陡峭窄的小山路被茂密的雜草和成片的苔蘚覆蓋。調查組成員借助樹枝和藤蔓向著造像所在地攀爬。在到達插旗山的時候已近傍晚，茂密的竹林和愈發昏暗的天色都為接下來的尋路和調查工作帶來了一定困難和艱險。即便如此，調查組成員依然準確地確定了造像方位，并借助補光燈完成了一系列拍攝和記錄工作。
調查插旗山造像
林青廟摩崖造像位于山頂處，其山體土質為紅灰棕紫泥，土層較薄且松軟，崖體易崩滑，大家穿過了雜草叢生的荊棘林，借助雜草樹枝等攀登“工具”順利到達目的地。
調查林青廟造像的上山情景
千佛寺摩崖造像分布較為緊密，所處位置較高，為拍攝帶來了困難。為了更加清晰地進行拍攝，調查組成員從老鄉家里借來梯子，爬至苔蘚漫布的崖體上，對高處的每一龕進行了細致的拍攝和記錄。
調查組成員借來梯子爬至崖體上。
青連寨摩崖造像位于一處崖壁上，此地地勢陡峭，造像對面就是懸崖。因龕窟都位于高處，調查組成員從山下村民家里扛來梯子，借助大家的力量共同完成了測量和拍照工作。
調查青連寨摩崖造像
“調查歷險記”
四川參與石窟寺調查的研究者和學生們也寫下了很多生動的調查記，從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到我國廣袤的鄉野中石窟寺所處的環境及現狀，也可以了解到千百年間這里的地域文化是如何變遷的，當地的老百姓是怎樣看待和保護過這些石窟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李見在調查記中寫道：“2021年1月5日，我和彭州文管所的劉勇偉同志一起去靈石村摩崖造像進行調查。這是一次以出行學習為目的的遠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天下午2點，我們開車至靈石村旁的一座山腳下，背著工具爬山。由于造像位于山頂最高處，且年久失修無人看管，山上完全沒有了道路，滿眼都是茂密叢生的野草，我們二人邊走邊用手扒拉出一條難以下腳的荒路。經過幾個小時的扒拉，在山上暈頭轉向地攀登了幾個山頭，最終在一座山頭的隱秘處找到了縣保單位——靈石村摩崖造像……爬山期間最為驚險的是一群野狗不停地我們身后狂吠、追趕我們，與其說這是一次調查出行，倒不如說是一次調查歷險記。”
四川大學石窟寺調查小組的一份調查記中寫道，在走訪一處名為舍身巖的石窟寺中，一位當地的老人家帶著大家在山上七繞八拐才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結果卻發現有門鎖。雖然在鐵門外也能看到大部分窟龕，但是終究不如近距離考察。
舍身巖周圍環境
“為了能夠盡善盡美的調查這座摩崖石刻，我們只能耐心的等待管理鑰匙的人。已經記不得具體等了多長時間，但是我們到達舍身巖時還是下午兩點多，離開時已經快五點了。在這個過程中，給我們帶路的老爺爺很熱心，山路難走，落葉遍地，潮濕易滑，他不停的提醒我們注意腳下，時不時停下來等我們，路上遇到采摘檸檬的村民們，也很熱情的介紹，大家對我們的到來沒有排斥，沒有阻礙，有的只是對我們這些外人的善意和對擁有這么精美的摩崖石刻的驕傲。等待中老人家一直在向我們介紹目所能及的山水，雖然有些方言不大能聽懂，但是能看的出老人家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對這些山水的熟悉，以及對我們的熱情。正是因為他的講述與眼前的風景，所以等待時也不覺無聊。目光所及處，自然風光是說不出的美麗，摩崖石刻也盡顯它的魅力，身旁還有當地人述說著眼前景過去事，大家在一起默默聽著看著，這樣的場景怎不令人感動，心生歡喜。”調查小組的成員寫道。
“在考查過程中，常常想起那句話：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也。我們的石窟寺專項調查不正是這樣嗎？四川省的石窟分布范圍廣，數量多，許多都隱藏在山林中，有些甚至于連路都沒有，還需要特別熟悉的村民幫幫忙開路。晴天還好，下過雨后更是難走，許多隊員都摔倒過。但正因如此，此次經歷才顯得如此寶貴。先人篳路藍縷啟山林，為我們留下珍貴的遺產，后人自然要櫛風沐雨砥礪行，不讓這些珍寶被埋沒。”
調查小組在山野間
在調查中，當地的文管所、司機、村民們也都對調查小組伸出援手，如“營山、廣安調查小組”介紹，營山縣文管所魏亞林主動聯系到他們，做了充足的準備工作，由于行政區劃的調整，很多地方變動很大，為了聯系到當地文化干部，花了大量的時間。“他每天陪我們一起調查，工作上和生活上給予了很多幫助。調查強度大，一天開車都要一兩百公里，爬山的時間也很多，魏亞林同志還是堅持下來了。”
“廣安市前鋒區文管所吳思明所長全程陪同我們調查，吳所長大部分地方都知道，親自帶我們去，準備也很充分，提前打印了資料，圖文并茂，做好極其詳細的準備，路線規劃的合理，調查效率很高。吳所長手頭有比較緊急的有關西渝高鐵的事情要處理，但還是抽出時間專程帶我們調查。一天半的時間將前鋒區十多個點調查完了，還擔心時間拿捏得太緊會讓我們很辛苦。其實我們很感謝吳所長周密的安排，讓我們調查得很順利。吳所長同時還很關心我們的生活。”調查小組成員介紹。
而行走在崎嶇的道路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位負責人的司機，調查小組遇到的司機們會準時去酒店接大家，從不遲到，也會特地買水果放在車上。荒僻處的石窟寺，對情況“最門兒清”就是當地村民，如在調查金城山摩崖造像的時候，一位穿著拖鞋的老人就在雨天親自帶路。
穿拖鞋的當地老人親自帶路
鼎盛于唐宋的川渝石窟
《川渝石窟的歷史與價值》一文中介紹，川渝地區石窟寺分布廣泛，地點數以千計，造像數量巨大。早期石窟寺建造發軔于與北朝交流密切的川北地區，廣元和巴中地區的早期石窟受中原北方石窟的影響較大。隨后石窟寺建造深入到四川腹地，在得天獨厚的自然及人文環境中，歷經隋、唐、五代的蓬勃發展，至兩宋達到鼎盛，川渝地區遂成為全國晚期石窟寺藝術的中心。在此過程中，不僅逐漸獨立于北方造像系統的影響，更發展出極富地域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造像題材和風格。不僅有題材豐富的佛教、道教造像，還有自成體系的密宗題材，以及數量眾多的儒釋道合一的題材。南宋之后，川渝石窟的修建由盛轉衰。元明及至民國，川渝地區多遭戰亂，但仍在多個地點延續有造
像活動，并多次對原有龕像進行過修繕維護。就其整體而言，兩宋之后的川渝石窟已是盛況不再，逐漸顯現出衰落的景象。
中唐以后，石窟造像由川北擴大到以成都為中心的四川盆地腹地，尤其是綿陽、樂山、內江、資陽、大足等地。這時期的川渝石窟明顯地形成了地域性的特點，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的佛教石窟劃分為廣元石窟（包括綿陽）、巴中石窟、西蜀石窟（成都周邊）等，隋唐五代的代表性石窟寺除了廣元皇澤寺和千佛崖外，還有廣元觀音崖，巴中西龕、南龕、水寧寺，梓潼臥龍山，安岳臥佛灣、圓覺洞、千佛寨，大足北山，仁壽牛角寨、樂山大佛、夾江千佛崖等。
這個時期的窟龕開鑿數量眾多，造像內容豐富多彩，川渝地方特色已經展現。隋至唐初的造像組合出現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五尊式，造像身后鑿出浮雕雙樹，雙樹與窟頂相連構成背屏，并在造像身后表現出人形化的天龍八部護法形象。盛唐時期釋迦、彌勒法圖、西方凈土變題材最為流行，其后釋迦佛、阿彌陀佛為主導的釋迦三圣、西方三圣、觀無量壽經變，千手觀音經變、藥師變、地藏與觀音、毗沙門
天王等題材常見。密宗題材的造像在初唐后就少量出現，盛唐開始廣為流行，并極大影響到以后的川渝石窟造像。
重慶大足石刻 圖源網絡
重慶大足石刻 圖源網絡
四川安岳毗盧洞柳本尊十煉龕 南宋
3月初，澎湃新聞記者也探訪了四川自貢榮縣大佛，這尊通高36.67米，頭長8.76米，肩寬12.67米，膝高12米，腳寬3.5米的釋迦牟尼摩崖石刻造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釋迦牟尼佛（現世佛）。清乾隆黃大本編《榮縣志》記載：“大佛山在城東一里，唐人刻大佛，與山齊，架殿十層，高四十七丈，闊十五丈。今佛像巍然，而筵楹橫豎，久沒于荒煙蔓草之中。”
四川自貢榮縣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釋迦牟尼佛（現世佛）。
榮縣大佛的身前有一座四層仿古建筑，被稱為大佛護身樓，游客可以拾階而上，在每一層觀看大佛的腿部、手部、面部，整尊大佛莊嚴肅穆，在宋代，大佛得到修繕，佛身貼金彩繪，如今大佛面部雖然斑駁，但仍舊可以看到當時的金箔和彩塑的痕跡。
榮縣大佛足部
榮縣大佛手部
榮縣大佛頭部
大佛一邊的摩崖上有“羅漢群龕”，內刻多尊羅漢，其中僅有一尊頭部尚在，但面容已經模糊，而羅漢的衣袂線條飄逸流暢。他們隨著山體傾斜，像是俯身而下，飄然欲落。
榮縣大佛邊摩崖上的羅漢群龕
